唯成长论的迷思:风投从创业导师转换为“纵火教唆犯”

如果把一零年代按时间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,会发现下半场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。归根结底,问题出在了成长的迷思!让充满梦想却有着明显缺陷和盲点的创始人过度放飞自我,也让资本走到了推动创新的反面,成为浪费和扼杀优秀公司的帮凶。

如果把一零年代按时间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,会发现下半场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。归根结底,问题出在了成长的迷思!让充满梦想却有着明显缺陷和盲点的创始人过度放飞自我,也让资本走到了推动创新的反面,成为浪费和扼杀优秀公司的帮凶。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,作者:吴晨(《经济学人·商论》执行总编辑),原文标题:《午间阅读 | 唯成长论的迷思》,头图来自:视觉中国

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,在英文世界中成为动词的公司名不少:Uber(优步)成了在线预约出行的代名词,就像滴滴一样;Instagram成了在线分享照片的代名词;WeWork,虽然不是动词,但代表了共享办公的旋风,而且还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年轻画风。

在这一连串“颠覆式”以新代旧的热潮中,有三大推动因素比较好地诠释了21世纪一零年代的创新与创业。

第一是智能手机引发的移动互联网井喷,优秀的APP成为了第一批收获用户的受益者。网络效应成为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,无论是纯粹在线的社交媒体和电商,还是尝试O2O(线上与线下结合)的优步、爱彼迎(Airbnb),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不过,他们成功的背后,也是与成千上万效仿者血拼之后的结果,是烧钱竞赛的惨胜者。

其次是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的勃兴。共享经济可以调动各种闲置的资源,比如车辆、房屋、办公室,而这些资源也恰恰因为繁文缛节或者僵化过时的管理模式,成为亟待颠覆的场域。另一方面,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职场的变化让零工经济兴起,开车可以赚外快、闲置的房子可以贴补家用,自由职业者也能享受炫酷画风的共享办公室,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。


平台经济随之涌现。平台经济在拥趸眼中,基于移动互联网/APP平台,连接零工经济中的服务提供方和消费者,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算法,推动匹配效率的提升;但在批评者看来,却在不断制造困于算法牢笼的“人肉机器人”。

第三则是风险资本的推动力量。一零年代可谓是风险资本独领风骚的时代。他们对年轻的创业者大胆下注,鼓励他们想常人之不敢想,颠覆传统行业,成为新兴行业的统领者。找到下一个乔布斯和扎克伯格成为他们的目标,但在这一过程中,整个产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:追求高速成长成了唯一的目标,资本成了维持高速增长的火箭燃料,明星创始人日益突破财务纪律和公司治理规则的约束。独角兽的一片喧嚣之中,悲剧和闹剧的声量渐渐盖过了成功故事。

三大推动因素都是喜忧参半。如果把一零年代按时间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,会发现下半场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。归根结底,问题出在了成长的迷思!让充满梦想却有着明显缺陷和盲点的创始人过度放飞自我,也让资本走到了推动创新的反面,成为浪费和扼杀优秀公司的帮凶。

优步与WeWork的故事有着几乎相同的情节,最具代表性。2017年优步的创始人卡兰尼克遭废黜,两年后优步虽然上市,但市值一直徘徊不前;2019年WeWork的创始人纽曼在上市前路演的最后一刻辞职,公司上市也因此终止,估值更是从高点的400多亿美元狂跌四分之三。

卡兰尼克和纽曼都是天生的秀客,是可以比肩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的创业公司灵魂人物。而他们遭废黜的原因却是毫无约束的狂妄自大所导致的出格行为,这毒化了公司的文化,也葬送了他们自身的愿景。

一、不是饿死,而是撑死

2016年12月的一天,孙正义在纽约特朗普大楼拜访了当选总统的特朗普,然后马不停蹄抽空第一次去了WeWork的总部。WeWork的创始人纽曼为孙正义准备了两个小时的参访行程,不过以孙正义的风格,每个投资项目最多看15分钟。果不其然,孙正义让纽曼等了很久,两小时的会议被压缩到了12分钟。

纽曼特别强调WeWork的高科技风格,展示了一些高科技的想法,但在软银的随同人员看来,WeWork还是与高科技不沾边。之后孙正义邀请纽曼一起上车继续聊,纽曼的白色迈巴赫跟在后面。在车上,孙正义让纽曼把宣传材料放在一边,然后直接在iPad上起草了软银向WeWork投资40多亿美元的备忘录。

这之后,两个人在iPad上签草备忘录的打印版从WeWork高管中流出,成为坊间流传的奇谈。

显然,在2016年末的纽约,孙正义在纽曼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孙正义成立1000亿美元规模的愿景基金,其中450亿美元来自沙特王储MBS。有报道说,孙正义和MBS见面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敲定了投资450亿美元的协定。孙正义看了报道之后,立即纠正说:我搞定MBS哪需要一个小时,就花了45分钟。即每分钟募集10亿美元。

同样,纽曼也对外宣称,自己搞定40亿孙正义的投资,也没用超过一小时,就半个多小时的光景。2.0版本的孙正义,每分钟也融到了1亿美元的巨款。当然,软银的这笔40亿美元投资最终并没有兑现,软银直到2021年2月底才跟纽曼和解,为WeWork被反向收购上市铺平道路。

讲述纽曼创业故事的新书《Billion Dollar Loser》(可译为“十亿美元输家”)中记录了当年两人的一段对话,只能用疯狂一词来形容。孙正义问纽曼:在一场争斗中,是聪明人会赢,还是疯狂的人赢?疯狂的人,纽曼回答说。你答对了,孙正义接着说,不过,他语调中透露出一丝担心,你还不够疯狂。

孙正义的绰号,资深的阿里人说是“翻十倍”,因为他习惯鼓励创始人在公司的发展目标后面再加上一个零。这也是著名硅谷投资人霍夫曼在《闪电式扩张》书中特别提倡的,创新企业需要在风投雄厚资本的推动下飞速发展,资本则是火箭燃料。

类似的话,2017年接替卡布尼克担任优步CEO的科斯罗萨西也说过。同年,优步获得了孙正义40多亿美元的投资。在问及为什么要拿孙正义的钱时,科斯罗萨西说:我宁愿这笔钱是我的燃料,也不愿它成为射杀我的炮火。

孙正义的这种资本堆积的“拔苗助长”,有一种“毒化”创始人的感觉,也是风投转向的代表。有投资人就评价说,类似WeWork和优步这样的产业,并没有多深的护城河,资本——大量的便宜的风投资本——就构成了他们的护城河,而这种护城河既昂贵,又高风险。

类似的巨额资本推动成长的例子在硅谷越来越多,既然风投的钱很多,只有傻傻的创始人才会觉得拿钱烫手。不过,有时候资本的丰沛比寒冬更可怕。

当爱彼迎的创始人第一次向风险资本融资的时候,他们的财务顾问对他们的项目计划书仅提出了一个修改建议:修改一下小目标,把目标营业额从3000万美元修改到300亿美元(英文的计量单位与中文不同,把30个百万——30million——改 成 30个 十亿——30billion——只需要修改一个字母)

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,越来越多人担心,不少创业企业并不是死于缺乏融资,而是因为钱太多了所带来的消化不良。《Uncanny Valley》(可译为“诡谷”)就对硅谷的这种烧钱文化有近距离的观察,当二三十岁的创始人一下子融到了大量的金钱,又没有多少约束,只有尽可能快速增长的目标,那他花起钱来也只有一个姿势:大手大脚!

孙正义希望纽曼把成长的速度提升再提升。有了孙正义的投资之后,纽曼变得大手大脚起来,策略变成了豪赌般不计成本的“攻城略地”。在任何一个市场,他先希望跟既有的共享办公空间谈合作。如果对方不愿意合作,就采用各种方式挖客户。

孙正义20年前在日本推广雅虎BB宽带时,曾经采用雇佣比基尼女郎在火车站外送网猫的策略。纽曼更激进,直接承诺“跳槽”过来的客户一年免租约,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给出两年的免费租约,同时给商业地产经纪的奖金竟也可以高达相当于一年的租约。换句话说,在很多新市场,WeWork前两年的现金流为零,甚至是负数。

优步早期也曾经有烧钱谋求增长却导致造假和浪费的故事。早期优步为了扩大司机队伍,只要签约优步就送一台苹果4S的手机,一个城市的总经理想到了一种方法,在优步审核司机资质通过之前就派发手机,甚至演化到只要申请优步司机就派手机,一下子把发展司机的速度拉了起来,成为公司内部的业务明星而获得嘉奖,却导致冒领免费手机的勾当泛滥。

但共享办公空间不是互联网,翻十倍的增长速度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去租赁、装修、招商。同样,优步想要颠覆的出行业想要快速扩张,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。2018年WeWork烧钱亏损了20亿美元,只有优步的烧钱记录与它相当。

二、早夭的主角

优步的创始人卡兰尼克一个悲剧性的人物,在描述他从开创优步到被废黜的新书SuperPumped(简体中文版《优步之战》即将出版)中,不难看出,他是一个有远见的创业者,能够也敢于想象优步作为一个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各种连接,从出行服务一直延伸到送餐和配送等各个领域的服务商。

因为要挑战传统行业,优步充满了打破一切的叛逆精神,在和传统经济的保守势力——无论是市政厅的交通规则还是出租车行和司机的既得利益,甚至还有传统盘根错节的黑社会势力——不断抗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斗争哲学。

卡兰可尼在优步把这种斗争哲学发挥到了极致,一方面挥金如土,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,另一方面把任何的竞争都视为零和游戏,你死我活,对竞争对手如此,对媒体也是如此,扒黑告密,作弊作秀,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在唯成长论的竞争过程中,企业的价值观却日益堕落。

卡兰尼克是融资高手,很会包装公司讲故事,也很懂的自己公司的稀缺性,知道如何利用投资人的FOMO(担心错过下一个脸书)赚钱。他和自己的排挡甚至开创了主场路演(HomeShow)的先河。创业者融资,原本需要一家家投资机构去拜访,做路演(RoadShow),卡兰尼克却知道,因为优步所独特的故事——颠覆全球万亿美元的出行市场——他有资本去要求感兴趣的投资人到优步总部主场来谈投资。

因为钱多,所以疯狂,而且缺乏自制力,缺乏最基本的道德与法律约束,最终优步内部出现了吸毒和招妓等游走在在法律边缘的大问题。一系列丑闻的爆发,导致卡兰尼克被废黜,因为硅谷的投资人意识到,虽然卡兰尼克率领优步获得了快速增长,但当他能够调动庞大的资源,却没有足够的约束和制衡,导致公司形成一系列不良的文化时,可能带来巨大的危机。

纽曼与卡布尼克一样,拥抱“努力工作,更放肆娱乐”的文化,不愿受道德操守的约束,不断挑战法律的边界。纽曼在私人飞机上抽大麻,开会时喝龙舌兰酒,这些内部人很清楚的秘密,投资人在公司高速成长时选择视而不见,可是等到丑闻在WeWork于2019年上市前被媒体爆料出来之后,投资人突然感到纽曼已经成为公司上市,投资人获利退出,成了上市最大的障碍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,当孙正义等一班风投大佬意识到纽曼已经是公司上市的绊脚石时,他们不会有一丝悲悯。

WeWork在重塑办公空间上,的确有它的过人之处,也抓住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兴起创业热潮的机遇,但如果说纽曼在创建一个实体的社交网络,或者说一个全球企业物业管理平台,还是过于夸张。

卸去纽曼努力给公司涂抹的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油彩之后,市场才真正意识到,WeWork本质上仍然是金钱堆出的商业模式,一个长租短包的套利模式,被包裹上层层外衣——创业者的家园、物理的社交网络——骨子里仍然是风投大量资金催生出的一个管理不善的怪物。

纽曼和卡兰尼克两人故事是资本创富的悲喜剧。俩人都失败却成功了,虽然却输掉了公司的控制权,却成功地跻身亿万富翁(WeWork最新估值100亿美元,纽曼也可以从软银拿到5亿美元的分手费)

他们的悲剧是唯增长时代许多有缺陷的克里斯马型创始人的悲剧:无论是WeWork还是优步,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公司,而纽曼和卡兰尼克作为有前瞻性的创业者,也有可能成为乔布斯、马斯克那样的传奇企业家。可叹的是,他们却在风投打造独角兽的造神过程中迷失了自己:有远景,却没有使命,更在追逐成长的过程中丢失了价值观。

作为年轻的创业者,在企业快速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,反而在投资人无穷无尽的资金追捧下,醉心于唯我独尊,身边环绕着一群马屁精,在几乎没有道德操守和法律合规的限制下运作,最终成长为一个个小暴君,当风投自身上市套现受到威胁时,却又被弃之如敝履,而他们所创建的公司过早失去了灵魂人物,也葬送了成为伟大公司的机会。

三、风投的FOMO病:为了找到下一个扎克伯格

纽曼和卡兰尼克的故事,也从侧面也凸显了过去五年风投的危险转向。

传统的风险投资人在创业公司中扮演治理建构者和创业导师的角色,他们不仅发掘有潜力的创业者,而且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这些创业者能够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。硅谷著名投资人霍洛维茨就很愿意分享他的管理心得,从《创业维艰》到《你所做即你所是》,都在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,一再谈及文化与领导者的契合度的问题,以及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,领导者要率先意识到改变文化的重要性。

过去五年,风投过于追求爆炸式增长、烧钱式增长,用地毯式轰炸来挤压竞争对手,试图在一个行业中迅速达成垄断,全然不顾行业中最基本的金融规律,以及烧钱所带来的间接伤害。这种对独角兽的盲目崇拜,加上严重的赌博心态,把商场的颠覆推演成了摧毁式的闪电战,严重侵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。

烧钱本身就扭曲了市场。市场本该给诚实努力的人以回报,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疯子。风投提供越来越大规模的融资,扭曲了整个市场,让市场上并非管理最优秀、最有效率的企业茁壮成长,而是推动那些最能花钱迅速在市场中扩张的企业获得成功。只要估值能够不断提升,风投并不介意有缺陷的创始人被包装成下一个乔布斯、下一个扎克伯格。甚至,可以说风投世界都为找到下一个扎克伯格而癫狂。

这种商业模式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很多原本健康成长的小公司在资本弹药充足的巨兽挤压下,很多不得不关张。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,风投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浪费,并没有创造多少价值,反而烧钱摧毁价值。

之前风投的商业模式是下注100个有潜力的创业者,期待五个能小有成功,一个能够大获成功。现在则完全不同,人人都在赌谁能创造出下一个独角兽,这种赌博也变成了某种群体行为,甚至是表面增长包装出的庞氏骗局。

唯成长论的迷思,给风投行业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短视:风投演变成为一种与创始人利益简单捆绑,积极参与创始人的造神神话,纵容创始人的独断专行,却忽略了保障公司长期发展最基本的治理建设。

在拥抱唯增长论的过程中,风投从创业导师到“纵火教唆犯”的角色转换,着实令人叹息!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,作者:吴晨(《经济学人·商论》执行总编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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